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喚醒嘉興文化記憶 | 國家級咨詢專家朱榮林為嘉興文化“把脈”
2019-11-15 10:00:49


教授朱榮林

“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深刻地告誡過全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堅實根基。字里行間飽含的民族使命感,令我回憶起2005年11月,我向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寫信,提出‘文化大省的目標定位必須落到實處’的建議,習近平當即批復,并親示省文化廳下撥專款,用以修繕王店鎮的曝書亭。受此激勵,今日我就重塑嘉興運河文化長廊投書如下……”


“搶救性保護中心城區僅存的古建筑并恢復其特定的功能,是中心城區文物保護的燃眉使命,冷仙亭便是不二選擇。古建筑文物價值由兩部分復合構成,即原址保有度和建筑完好度,冷仙亭不僅建筑未毀,而且功能不廢,據此,我呼吁……”


“無論從喚醒人們對嘉興城市早期歷史的記憶,或是從彌補不可移動文物存量與千年古城歷史不對稱的短板,還是為提升嘉興城市資源配置的乘數效應出發,東塔重建都是稍縱即逝的難得機遇。基此認知,我就開發、配置東塔遺址資源建言如下……”


源源不斷,孜孜以求,寫下這些建言的,是一位教授——朱榮林。


朱榮林今年75歲,出生于嘉興秀洲區王店鎮,他的身份介紹有點長:國家發改委區域規劃咨詢專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上海發展研究所所長、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上海市城鄉建設委員會科技委顧問、浙江省全面接軌上海研究中心研究員、嘉興市全面接軌上海研究中心研究員……曾受邀去美國和日本等著名大學做過經濟領域和城市規劃建設方面的學術報告。


盡管身在外地,但朱榮林始終以深情的目光關注著家鄉的發展,并以自己深厚的學術底蘊和看過世界千山萬水的眼光,為家鄉的建設奔走呼吁,建言獻策。


最近兩年,朱榮林回家鄉的次數越來越密集。2019年11月12日,他再次走進血印禪寺,希望把嘉興運河段文化遺址最密集的地段再好好串一串:“著名哲學家愛默生說過,城市是靠記憶而存在的。現在,是喚醒并傳承這座城市歷史文化記憶的時候了,因為嘉興對歷史文化重要地位的認知已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而嘉興的主要領導對于推進城市經濟、社會、文化協調發展有著獨到的見解和能力。”



11月15日,《嘉興日報》啟動”喚醒嘉興文化記憶“系列報道,歡迎建言



民國時期東塔 本報資料圖片


【把脈】“城市是在歷史傳承中進步的,其傳承方式主要是保護性改造,而非顛覆性重建”


“理智的懷疑是走向真理的必由之路。這是我審視故土歷史,前瞻鄉梓未來的底氣。”


朱榮林認為,南湖區的中心內城是我市文物性建筑被毀密度最高的重災區,因為環城河畔內外區域的文物布點密集,在歷史建筑向城市中心集聚的空間布局規律和工業化進程從城市核心向外潑墨式發展的時序規律的雙重合力作用之下,產生了一損多毀的后果。

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嘉興的區位優勢和經濟發達在文化傳承上同樣有負面效應。朱榮林深入淺出地進行了解析:嘉興作為沿海城市,又處長三角地區幾何中心,其區位優勢的正效應有二:一是氣候條件良好,物產豐富,是歷史上歷朝政府的稅賦重地。但其對應的負面效應是兵家必爭之地,使嘉興在歷史上經歷了五次毀滅性的兵禍,物質形態文化遺存喪失嚴重。二是交通區位良好,產業導向能力強,工業化進程加快。但其負面效應是,標準化過程對個性化歷史建筑的破壞最烈。


對城市品質提升,朱榮林認為應對固化的歷史文化予以正確評估,科學面對城市更新發展中的現實命題:城市是在歷史傳承中進步的,其傳承方式主要是保護性改造,而非顛覆性重建。


走過世界各地,看過千山萬水,朱榮林說,大量史實證明,城市保護性的改造,是一種潛在的升華,其作用是文化元素的繼承和延續。從某種意義上說,城市更新是基于多目標價值體系之上的一種傳承,它必須兼顧社會與經濟、增量與存量、歷史與未來。“城市提質,應涵蓋三個層次,缺一不可:一是城市形態品質提升,二是城市功能品質提升,三是轉化為品牌的品質提升。”


朱榮林認為修復、重建城市歷史古跡、景觀是同樣的道理。“修復一座具有特定功能的歷史建筑,只要有錢,并不難,但如果不準備恢復歷史建筑原有功能的話,最好別急于修復,否則投資肯定無法收回,除非有盈余的資金,或有投資者肯冠名贊助。例如光明街上的‘文生修道院’,紫陽街上‘神父樓’修復后的窘狀,應成為原市第一醫院內圣母顯靈天主教堂的殷鑒。”


“千年古城名不副實,補課任務繁重。”朱榮林對家鄉說話一點都不客氣。“嘉興歷來是東西方文化兼收并蓄的城市,既有天主教堂,又有眾多佛寺、府縣孔廟和玄妙觀(道觀),儒道佛三教融合。由于戰亂頻仍和運動起伏,嘉興城區古典建筑的遺存已顯鳳毛麟角。唯有指靠后人,仰仗城市記憶,去拾遺補缺地搶救修復,接力棒式地傳承還原,方能再現歷史文化名城嘉興的古典本色。”



血印寺,攝于1948年 龐藝影 收藏 (本報資料圖片


【開方】“奠定并左右嘉興歷史沉淀的文化基因,都是流淌千年的大運河”


“嘉興人,總是捧著金飯碗討飯吃,因為金飯碗太多了!”朱榮林每次想到安徽省歙縣鄭村鎮棠樾村東大道上的棠樾牌坊群,就“羨慕嫉妒恨”,因為嘉興原本有比他們更多更好的牌坊,“如今卻只能看棠樾牌坊群憑借游人如織的優勢,靠拍電影、上電視大發其財。”


朱榮林認為,評估一座城市的文化優勢,其視角有二:一是文化存量,二是文化特色。二者兼而有之,則是指不可替代的文化存量資源。無論從經濟地理,還是文化地理判斷,奠定并左右嘉興歷史沉淀的文化基因,都是流淌千年的大運河。


他在寫嘉興運河文化長廊的建議中,如數家珍地列出了嘉興這個牌坊群的名字和由來:嘉興市區僅一箭之遙的三塔塘路上,原集聚過中國最大規模的古建筑碑坊群,與位于安徽省歙縣的牌坊群相比,嘉興的牌坊群有三個優勢:規模宏大,徽州棠樾牌坊群僅7座,嘉興有19座;背景優美,徽州牌坊地處山麓,背景森嚴,嘉興牌坊聳立于運河之畔,背景靈秀;風格多元,徽州牌坊建筑風格劃一,形式雷同,嘉興19座牌坊造型各異,風格多元,徽州棠樾牌坊群主要以體現徽文化程朱理學“忠、孝、節、義”倫理道德為主,嘉興三塔牌坊群中,多為明代的以彰顯獲取功名和創建政績的嘉興籍才俊為主,也有少許清代以贊譽節孝的……“修復19座古建筑牌坊應是弘揚江南運河文化、重構歷史文化名城嘉興運河文化走廊的第一手筆,其投入產出的高性價比,不容置疑!重建費用,可沿用企業認建之策籌措。”



18年前,朱榮林就曾呼吁過。18年的奔走和等待并沒有冷卻他的熱情,如今他依然在為這個項目奔走。“血印寺前有嘉興唯一殘存的司憲古牌坊,我想先從找老照片入手,希望重建的時候能盡量按照原貌……”


很多人以為嘉興一直日子好過,總是“勤善和美”,所以就不夠勇武?朱榮林的回答是:不!他特別欣賞嘉興市委市政府不久前歸納提煉的嘉興人文精神:勤善和美,勇猛精進。他覺得,證明嘉興人勇猛精進的故事,太多了!


這也是朱榮林今年多次走進血印禪寺的一個重要原因。他喜歡向外地客人和新嘉興人一遍一遍地敘述血印禪寺的誕生由來。


先有岳王祠,再有血印寺。


岳王祠,攝于1958年   龐藝影收藏 本報資料圖片


朱榮林說,岳飛嫡孫岳珂曾在嘉定十年(1217)任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家住城南金陀坊(今楊柳灣附近),后終老至嘉興。“岳飛與嘉興的淵源不止于此。岳飛蒙冤殉國,日后為他平反昭雪出力的是兩位嘉興人: 一位是家住嘉興城南金陀坊的嫡孫岳珂,另一位是出生于嘉興落帆亭的宋孝宗皇帝。這個故事與坐落在嘉興的岳王祠相結合,必為天下旅游者神往。朱榮林介紹,全國范圍內,嘉興岳王祠是除岳飛故里河南湯陰之外的唯一家祠,位于嘉興市三塔路運河塘上。祠始建于明萬歷年間,為岳飛后裔岳元聲所建。清兵南下時,祠被毀。這是嘉興岳氏一支即華夏岳氏南宗的宗祠。“岳王廟遍布全國,祠堂卻獨一無二。”


血印寺的民間傳說正是從岳王祠里一位法號叫妙諦的和尚開始的。


朱榮林說,1645年,清兵南下,攻入嘉興后就開始掃蕩。清兵搶擄了一批年輕女子囚禁到岳王祠。岳王祠的看門人就是妙諦,他伺機放走了這些被關押的女子,自己卻被清兵綁于石柱,亂箭射死。他被綁的石柱就是司憲古牌坊的西柱。石柱上的血印,如一位和尚的側影,見證了妙諦和尚舍生取義、慷慨赴死的壯舉,至今令人感佩。


“被救的女子記住了妙諦和尚,每逢忌日,她們都會和敬佩妙諦和尚的廣大市民一起,到司憲牌坊來紀念他,還在那里搭了個草棚,置塑像,設祀壇,舉行紀念儀式。1925年,嘉興縣知事危道豐發起建造血印禪院,建殿,撰文,刻碑,贊頌并弘揚忠義不屈的精神。這就是血印寺。”朱榮林說,建血印寺的初心是紀念一種勇猛抗敵的精神,一種舍己為人的品格。


讓朱榮林高興的是,血印寺的故事還有兩個感人的后續。


對嘉興負有愧感的孝莊后裔雍正來嘉興時,為嘉興原本供奉朱三太子的報忠寺改名并題匾《覺海寺》,寓意“要向前看”;其后的乾隆在三塔邊的景德寺喝茶時,聽說蘇東坡曾到此地汲水煮茶,他由此為景德寺改名題字“茶禪寺”,因此有了南湖八景中的“茶禪夕照”。“兩位父子皇帝,先后為同一座文化古城的兩座廟宇改名題字的,連皇城也沒有過。這是嘉興獨有的歷史典故啊!”


另外一個后續是,2012年,嘉興順應民意重建了岳王祠,并在2013年將岳王祠委托給血印寺代管。畢業于九華山佛學院的果因法師坦然接過任務,斥資1500余萬元,聽取福建和西藏等高僧的指導,歷時三年對岳王祠進行隆重的裝修布殿,并在血印寺與岳王祠之間建起一片園林作為過渡,使得彼此相連成片。


嶄新的庭院和感人的故事,使得血印寺和岳王祠的游客越來越多:日均客流近三百,每月的初一、十五則多達四千余人。


看到如此盛況,朱榮林有了新的擔憂和思考。像血印寺這樣以紀念弘揚愛國英雄為初衷的寺廟,在全國都極為少見,它是一個獨特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也是嘉興人勇猛精進精神的象征,吸引著越來越多的游客。為了更好地弘揚嘉興人文精神,朱榮林呼吁在血印寺建立“血印和尚紀念堂”,還血印禪寺初心含義。未來,血印寺的游客一定會不斷增加。出于安全考慮,血印寺亟需拓寬:“血印寺與岳王祠功能上具有不可替代性,鑒于血印寺的南面是運河,西面是橋堍,東面是居民建筑,正逢寺北的土地已經拆遷,如果能從中轉讓部分給血印寺,則可從長遠視角解除這座見證古城歷史和深隱運河文化的獨特古廟,免除消防之憂,排解安全之困。”


今年3月,嘉興文物部門在東塔路片區發現部分石構件,這是其中的須彌座。本報資料圖片


“東塔重建,有利于喚醒城市記憶,至少有四個可行性條件”


被朱榮林同樣認為“機不可失”的,還有重建東塔。


今年3月,嘉興文物部門在東塔路片區發現部分石構件,其中有邊長1米多的柱礎石,長0.95米、寬0.61米的須彌座。此后,有關東塔的“一舉一動”都牽扯著嘉興人的視線。


今年6月,江南周末在報道《市委書記張兵閱報批示時發問——嘉興能否重新找回“嘉禾八景”“七塔八寺”》時,朱榮林就曾熱情留言:“七塔八寺”是嘉興悠久歷史文化的見證,也是“煙雨江南”文明史料的注解。對建于隋代的東塔,朱榮林更是密切關注,認定它是嘉興建城初期文化的瑰寶。


11月1日,他在廣泛調研和考證后,向市委書記張兵寫下了2600字的建言:《關于重建嘉興隋代古塔——東塔的建議》,直言:東塔遺址的發現,在嘉興文物考古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他力證東塔重建的理由:重建有利于喚醒城市記憶。歷史建筑在城市更新改造中具有地標意義,地標的意義,就在于為城市記憶提供年輪界碑;彌補千年古跡存量遺產與千年古城歷史不對稱的短板;提升嘉興城市資源配置的乘數效應。千年古跡存量遺產是古城歷史文化厚重的見證和標志,它與千年古城歷史的對稱性配置,有利于催生嘉興多重社會效應和經濟效應,其波及范圍直指嘉興的史學效應、考古效應、人文效應、旅游效應、商業效應和輻射效應。


朱榮林認為東塔的重建至少有四個可行性條件。


東塔路片區已完成拆遷,且經過初步勘探調查,確定了原東塔(寺)及部分殿閣的位置,為原址重建提供了空間維度的選址條件。


“東塔朝暾”作為嘉禾八景之一,既是嘉興古人登高望遠、觀賞日出的最佳地點,也是尋常百姓郊游和外地游客觀光的重要去處。舊址東塔路的東側為冶金廠廠房,建筑高度均在25米以下,不會遮擋7層建筑的東塔之觀日視線,若能重建,則可望重塑“朝暾”勝地。


東塔遺址位于嘉興明代歷史文化的集聚區,不僅其自身文化積淀豐厚,包容了佛教、古建筑、歷朝出土物等文化元素,更有朱買臣、宋孝宗、金九等重量級歷史人物先后留下過厚重的足跡,還有戰爭年代完整遺留的碉堡成為嘉興現代史的標記,如建成遺址公園,有利于驅動系統挖掘上述具有價值鏈關系的歷史遺存。


東塔地塊周邊仍是居民小區云集之域,迄今沒有一座可供休閑游覽的公園,在這里規劃建設古跡遺址公園,既有助于履行歷史文化傳承的使命,又符合嘉興民眾對公共資源配置走向公共選擇的合理訴求。


【提醒】城市要記憶,記憶靠地標


朱榮林還為嘉興文化未來的健康前行,作出了必要提醒。“嘉興城區的旅游資源分散且小,必須形成規模效應或構建生態鏈,如果‘什么都有一點,什么都不強’,必然導致旅游需求資源向周邊溢出,使自己淪為集散地。尤其是在當下,經濟進入周期性的萎縮,自然降低了投資的產出效率,所以,近期投資一定要謹慎。”


城市要記憶,記憶靠地標。“揚州在很多年前喊出‘唐宋元明清,從古看到今’,嘉興也有唐宋元明清,甚至更早,但你的遺跡呢?”


如果重建或修復有困難,可以立石碑作標記。比如南湖景區周邊有眾多古跡遺址處,可立碑介紹,既能留住城市記憶,又可增強區域文化氛圍,吸引游人眼球。


大地標是記憶,小地標也是記憶。


他舉例,英國有個城市,曾為一位作家的房子立過一個碑,上寫:請安靜,這里有某位作家在寫作。


朱榮林還提醒:深挖運河的“文化富礦”。他以嘉興運河公園為例,“這是大運河沿岸城市第一家以運河文化為背景的主題公園,其標本性、示范性和輻射性均不可小視,要賦于運河公園歷史文化內涵,除復原具有書卷式的《嘉禾八景》浮雕石刻之外,應增加亭閣、水榭等個性化的景點,并以回廊形式貫通左右;要力求與古建筑風味相押韻,以便與現有公園,諸如與人民公園、范蠡湖公園等形成差異互補和文化呼應。


朱榮林說:“嘉興運河公園在嘉興城市建設項目中‘坐次不前’,但它對于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優化人居環境,增值旅游資源,可起一本萬利之效。”


11月15日,《嘉興日報》啟動”喚醒嘉興文化記憶“系列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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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讀嘉新聞 文字記者: 沈愛君 實習生: 陳丹楠 王靜怡 攝影記者:孟多多 編輯:許金艷 責編:沈愛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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